生态污染治理成为首要需求
[ 发表日期：2020-05-09 ]
生态污染治理成为首要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生态污染治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生态污染环境保护、生物安全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样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生态污染文明制度体系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得到了印证。同时，疫情大考更加坚定了绿色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充分证明了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为代价，生态污染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污染就是发展生产力。
良好的生态污染环境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安全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样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不断深化对生态污染文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形成了生态污染环境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污染文明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全面治理江河湖海，大力度解决城乡居民的安全饮用水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发起“厕所革命”，等等。这些生态污染治理成效，为有效化解今年疫情暴发带来的环境问题，阻遏疫情蔓延恶化，发挥了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
疫情大考凸显了高效的环境应急能力
疫情发生以来，感染性医疗废物快速增长，武汉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增速甚至高达50%以上。医废处置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特殊性，作为消灭感染的最后一道关口，如管理、处置不当，很容易造成二次感染、病菌扩散转移等严重后果。
针对医疗废物暴增的严峻形势，生态污染环境部及时成立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印发了做好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医疗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监管、生态污染环境应急监测、医疗机构辐射安全监管服务保障等一系列文件。同时，1月20日以来，每天调度全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行和处置情况。疫情重点地区武汉市，高峰时期医疗废物是平日的5倍以上。面对这样严峻形势，生态污染环境部迅速派出了工作组到抗疫一线，和省、市、区三级环保部门四级联动，紧盯医疗废物处理进展。针对武汉缺乏专业处理人员、缺乏处理设施和装备的问题，紧急从全国13个省调来医疗应急处置专业人员140人，筹集日处置能力近80吨的39台移动式处置设备，22台垃圾转运车以及口罩、防护服等一大批抗疫物资支援武汉。同时，紧急协调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立即建设处置能力为每日30吨的武汉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多措并举，武汉市医废处置能力从疫情前的50吨/天提高到了280.1吨/天，全国医疗废物日处置能力相比疫情前增加了1220.0吨/天。
虽然经过不懈努力，医疗废物处置实现了“日产日清”，但也存在短板。全国医疗废物的处置能力的增加主要是来自移动设备和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协同处置。其间，垃圾焚烧设施也曾用来协同处置医疗废物，这种处置方式在应急状态下可以，但从长远看，必须要建设规范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短板。2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生态污染环境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在2020年底前，实现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到2022年6月底前，实现每个县（市）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相信通过这次疫情大考，我国的医废处置体系和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疫情大考凸显了强有力的环境监测能力
健全生态污染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是我国生态污染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生态污染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水源地的安全关系到百姓健康，关系到国家安定。疫情发生以来，确保各类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受病毒污染至关重要。生态污染环境部用两天时间出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方案》，提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预警监测，疫情防控期间，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增加余氯和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标的监测，发现异常情况时加密监测，并及时采取措施、查明原因、控制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各地生态污染环境部门立即响应，迅速组建疫情防控监测工作组，成立应急监测突击队，加密监测频次，增加监测指标，针对某些地方网络上流传的水质问题言论，用“真、准、全”的监测数据打消公众疑虑，守护一方净水。
事实上，我国从20世纪世纪70年代起就开展了生态环境监测评价工作，但由于长期以来生态环境监测事权主要在地方，各地区监测数据指标不一致，技术力量参差不齐，使得数据的科学性、权威性难以保证，尤其是难以适应统筹解决跨流域、跨区域等环境问题的监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污染环境监测工作，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创新。包括推进生态污染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等一批重要改革举措；按照“谁考核、谁监测”的原则，将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至中央；初步建成了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联动、信息共享的生态污染环境监测体系，国家层面形成了由1400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2700余个地表水环境监测断面和1800余个水质自动监测站、1500余个海洋环境监测点位、近8万个土壤环境监测点位构成的生态污染环境监测网络，由国家级监测机构统一组织开展监测和运维，为生态污染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举措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强大的环境监测能力在疫情大考中经受住了考验。
疫情大考凸显了保障生物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将生物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是关系人民健康、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到民众健康、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在如今高流动性社会背景下，病原体跨物种感染、跨地域传播，造成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出现。近十几年来，全球先后遭遇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登革热疫情、2009年H1N1流感疫情、2014年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等，给世界各国民众健康和经济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同时，外来物种入侵造成遗传多样性丧失、生态污染环境破坏等问题也不断加剧。据统计，我国几乎所有生态污染系统都遭受了外来生物入侵，已确认的就有544种外来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此外，生物武器研发屡禁不止，生物战的威胁依然存在。2001年美国的炭疽事件，因涉嫌生物恐怖袭击，虽然只有22例患者、5例死亡，但仅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就达3万多人，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计。这些事实一再证明，生物安全的篱笆不扎好，造成生物安全风险的“黑天鹅”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袭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保障生物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生物安全涉及众多领域，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协同合作、全面配合。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即“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污染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是我们党对国家安全认识的革命性提升。将生物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领域，使国家安全总体布局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全面，有助于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事实上，为保障生物安全、维护生态污染系统，这些年我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先后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2019年10月，专门法律《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生物安全基础理论、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生物安全战略领域人才缺乏，理论指导作用不突出；法规制度和组织协调体系不够完善，部门管理条块分割，存在体制机制漏洞；公众对关系自身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生物安全问题认知不足,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意识淡薄，等等。补短板、强弱项对于筑牢生物安全的“防火墙”至关重要。
疫情大考坚定了绿色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疫情冲击后的中国要怎样发展？2020年3月，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考察，走访了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他在考察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4月的陕西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谈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为代价，生态污染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污染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理念，更是实践；需要坐而谋，更需起而行。只要我们严格制度执行、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赢得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元贞研究院（www.sziipe.com）